第四十章 接管营地 3

　　第二天，复兴军政治部公布了复兴军的军歌，并在《复兴日报》上全文发表，广播电台里也播出了《复兴军军歌》：


　　长刀所向，直指那北方的国土；


　　残阳如血，流淌在南下的征途；


　　旌旗猎猎，召唤着东进的战鼓；


　　黄沙漫漫，挡不住西征的脚步；


　　我们是无惧的铁军，誓将敌人彻底消灭。


　　忠孝自古难两全，我死国存杀敌寇；


　　满门忠烈杨家将，精忠报国岳武穆；


　　前辈英豪，引导我们去战斗。


　　血染战袍，是男儿最美的衣服；


　　马革裹尸，是英雄壮烈的归宿；


　　刀枪森森，挑颗颗鬼子的头颅；


　　战车滚滚，碾排排敌人的尸骨；


　　我们是无畏的铁军，只为中华独立复兴。


　　人生自古谁无死，碧血丹心谱史书；


　　荡平倭寇戚继光，马踏匈奴霍去病；


　　复兴战士，定将扫平法西斯。


　　《复兴军军歌》是杨万里根据后世的《汉家将士》改编的。复兴军成立以来，一直没有正式的军歌，在很多场合是以《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的。这次《复兴军军歌》传开后，浙江大学的马一浮教授给杨万里打来电话，一边表示歌曲很好，歌词中沿用了很多民族英雄反抗侵略的事迹，必将激励我军战士奋勇杀敌，一边又遗憾地表示，当初如让他来对歌词进行润色，或许歌词上会更贴切。杨万里心想，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怎么能和一个号称“新儒家三圣”之一的大师比？不过，他还是在电话里恳切的请求马一浮教授对歌词进行润色，复兴军将在适当的时候对歌词进行修改。


　　这几天，复兴军正在抢修、加固位于马当、彭泽、湖口被炸毁的炮台，并安装了新的大炮。马当、彭泽、湖口炮台扼守长江、鄱阳湖，现在这3个炮台落入复兴军之手，日军在武汉的第11军需要的物资、人员运输不得不依赖陆路了。


　　4月27日，衢州行营在衢州召开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来自衢州行营控制区各行各业的200名劳动模范受到了表彰，有来自厂矿的工人，有来自乡村的农民，有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的教授，当然少不了来自神华公司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为了表彰大会开幕式、闭幕式上唱什么歌，刘云龙几个动了一番脑筋，有人提议开幕式应该唱《三民主义歌》，被刘云龙否决了。他说：“尽管在1937年国民党常委会批准了将《三民主义歌》作为国歌的提议，但现在还没经过国民大会批准，因此不能算作国歌。从《三民主义歌》歌词来看，应该算国民党的党歌”。最后，刘云龙说道：“现在我们还处于战争时期，还是用《义勇军进行曲》吧。”于是确定开幕式上唱《义勇军进行曲》。闭幕式上欧阳晓洁提议唱《国际歌》，原因是既然是表彰劳动模范，就应该唱劳动者的歌。欧阳晓洁的提议，共产党自然是不会反对的，但还是遭到了部分国民党的反对，认为《国际歌》是共产主义的歌曲，不能在衢州行营召开的正式会议上唱。刘云龙说道：“《国际歌》是属于全世界劳动者的歌曲，为啥不能唱？再说，我们唱《国际歌》，就是要时刻提醒我们自己，世界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千万不能忘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是劳动者，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如果我们的政策得不到劳动者的支持，他们就会团结起来推翻我们。”


　　当衢州行营在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公开播放《国际歌》的消息传开后，重庆的《中央日报》发表评论，责问衢州行营究竟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边区，还是延安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对此，《复兴日报》反问道：“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是不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边区？《国际歌》属于全世界劳动者，唱《国际歌》犯法吗？现在在美国、英国唱《国际歌》也不犯法，为啥到了中国就不可以唱了呢？”延安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对衢州行营表彰劳动模范以及公开唱《国际歌》倒是十分赞赏，认为衢州行营代表的是真正的三民主义，《中央日报》的言论代表的是假的三民主义。共产党浙江省委书记兼边区党委书记刘英来到衢州行营申请创办《人民日报》，这倒把刘云龙几个弄尴尬了。《人民日报》是未来共产党中央的党报，要是被你共产党浙江省委创刊了，那将来共产党中央办什么报？不过，还是李周扬脑子灵活，他对刘英说道：“‘人民’的含义太广，你既然想为广大劳动者办一份报纸，那干脆就办一份《劳动者日报》吧。”于是，共产党浙江省委在1942年5月1日创刊了《劳动者日报》，每天的刊头词就是“英特耐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把重庆的一帮官员气得要命，责令衢州行营关闭《劳动者日报》报馆。衢州行营对重庆这样的指令自然是不会理睬的。于是《中央日报》、《救亡日报》、《阵中日报》、《国民公报》、《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劳动者日报》、《复兴日报》等报纸又开始了一场关于“主义”的争论。不过，自此后在衢州行营辖区内，即使有人行走在路上大唱《国际歌》也没人来抓你，更不会有人去警察局告密说有人鼓动造反，鼓吹共产主义。


　　刘云龙几个可没闲工夫去管《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复兴日报》等报纸的口水仗，他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关心呢。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已严重失利，腾冲危矣。


　　4月28日，复兴军派出飞机到达日本领空，扔下了大批传单，告诉日本人，中国复兴军空军将于29日轰炸熊本、30日轰炸福冈。


　　日本大本营收到消息后，向日本民众宣布，这是中国复兴军的心理战，声称日本皇军的防空是固如金汤，中国空军是没法突破日本的空中防线的。


　　4月29日，复兴军空军8架轰炸机在2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怀玉山机场起飞，远征日本熊本。日军发现有中国军队的飞机进入日本领空后，从地面上起飞了200架战机拦截，但由于飞行高度的限制，日军飞机只能望空兴叹，日军地面上的高射炮成了欢迎中国战机的礼炮。复兴军飞机到达熊本上空后，由战斗机清理了低空的日军战斗机，然后，轰炸机把一枚枚的炸弹扔向地面。熊本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复兴军飞机扔完炸弹后，迅速爬高，然后大摇大摆地返航。


　　4月30日，复兴军又派出8架轰炸机轰炸了福冈。复兴军在轰炸的同时，扔下了大批传单，告诉日本人，这次是8架轰炸机轰炸熊本、福冈，以后将派16架飞机轰炸神户、京都，再往后是32架飞机轰炸名古屋、横滨，直至把东京炸平。什么时候进行轰炸，复兴军将提前2天告知日本人民。


　　这么明目张胆地告知日本人什么时候进行轰炸，轰炸哪座城市，而且确确实实在29日、30日准时轰炸了熊本和福冈，日军的防空系统如虚设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复兴军的飞机扔下炸弹后返航，简直是太猖狂，太欺负人。日军本土防空司令、熊本防空司令、福冈防空司令在一片骂声中，切腹自杀。由于日本的宣传封锁，日本普通百姓这时才知道，中国有比日本先进的飞机。很多日本老百姓开始怀疑报纸上说的皇军在中国取得的战绩是不是真的？10多天前，美国的空军轰炸了日本，这两天，中国的空军又来轰炸，而且是大摇大摆地来轰炸，说不定什么时候，小命就会没了。神户、京都的好多居民在议论着是否要搬家离开城市，躲避到乡下去。


　　而在国内，复兴军广播电台公布了复兴军空军轰炸熊本、福冈的消息后，《复兴日报》还登出了熊本、福冈遭到轰炸的照片，老百姓脸上露出扬眉吐气的神色。国民政府军委会发来贺电，周至柔也以空军司令员的名义表彰了飞行员。《中央日报》在转载了《复兴日报》的文章和照片后，评论说，复兴军此举振奋人心，鼓舞了士气，更是对日军、对日本民众心理的严重摧残。


　　在复兴军轰炸日本期间，衢州行营行政会议在衢州召开。会后，形成了决议，决定在辖区内实行新政。所谓的新政，其实是早就在浙赣皖边区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政策。对于为啥需要地方主要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必须公开财产的问题上，刘云龙对全体代表进行了专题说明。


　　刘云龙在会议上说道：“目前除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国家外，其他的国家都在追求民主，我们中华民国也不例外。由于全体公民不可能都到政府机关里去处理政务，这就需要人民选出一些信得过的人来行使人民赋予国家的各种权力，我们把他们叫做“公务员”，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具备诚实、正直和能力，获得老百姓的认可，都可以被选为公务员。管理这些公务员的就是他们的长官，他们的领导。


　　因此，公务员是人民花钱雇来替人民管理公共财产和为人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特殊公民，我们也可称之为“公仆”。由于人民赋予公务员各种权力，如果对公务员没有约束，特别是对他们的长官没有约束的话，他们很容易利用这些权力谋取私利。


　　于是，“民主”就引申出了两层含义，一是“民主参与”，一是“民主监督”。“民主参与”就是公民的参政、议政权利，或不受胁迫地自由选举自己的代表参政、议政的权利。“民主监督”就是公民可以随时随地监督公务员的执政能力和道德操守。


　　为了实现“民主监督”，措施之一就是必须让这些长官公示财产，这样，公众才能知道官员的财产是否与其合法收入相符，如果发现财产和收入有可疑之处，便可及时举报，供检察部门查处。


　　不要以为官员都是洁身自爱的，他们不是天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徇私舞弊、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贪赃枉法。在座的有不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大家是否还记得黄埔军校大门口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我们制定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就是告诉他们，要想当官，就必须放弃财产隐私权，将自己的财产公示于众；不想放弃财产隐私权的，就别当官，你可以去开厂、挖矿、办农场，也可以去厂矿、农场、商场打工。


　　要说明的是，官员财产公示，并非限于官员自己，还应包括官员的配偶、子女，甚至还包括父母。这是因为，如果只公示官员自己的财产，他可以把贪污、受贿的财产转移给配偶、子女和父母，甚至转移到海外，这就让官员财产公示流于形式，起不到遏制腐败的作用。


　　还请大家注意“财产公示”和“财产申报”的区别。“财产公示”就是把自己家庭的所有财产、收入和支出信息向公众展示，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其目的就是落实民主监督。公众可以通过财产公示材料，及时发现官员有没有隐瞒财产，收入与支出是否相符，如发现官员的财产信息不实，便可揭发、举报。而“财产申报”只是把自己家庭的财产信息向上级部门报告，然后就被他的上级锁进了保险箱，于是就没有几个人会知道他的家庭财产情况。如果知道该信息的官员也是个贪官，那就必然会产生官官相护，这就起不到民主监督的作用，更达不到防止官员腐败的目的。


　　有人说，公民的财产属于隐私，官员也是公民，其财产隐私也应该得到保护。我想说的是，对于官员这类特殊公民来说，他的隐私权不是绝对的，为了公共利益、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必须放弃一部分隐私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像病人去医院看病时，为了他的健康，病人就要放弃身体某些部位的隐私权，暴露给医生检查。因此，官员放弃财产隐私权，也是为了公共利益，因为官员的任何贪腐行为都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是对人民的犯罪。


　　官员财产公示要“由上而下”推行，首先要从地方上的主要行政长官、参议员议长、部门主管等高级公务员开始，从军队里的主要军事长官开始。这是因为，行政长官掌握着更大的权力，他们一旦腐败，给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也更大；一旦军事长官腐败了，还怎么带领他的部队去打赢日本人？大家想想，为啥抗战以来，我们很少打胜仗？除了我们的装备不如日本人外，军队的腐败也是原因之一。俗话讲“正人先正己”，财产公示只有从官员开始，领导以身作则了，自然风清气正了。


　　那官员有没有特权呢？有，不光官员有特权，任何人都有特权。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睡觉，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睡觉，这就是他或她的特权，所以我们要保护婚姻。一个孩子想读书，这就是这个孩子的特权，所以我们要广造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官员的特权就是根据人民赋予的权力行使职能，任何超越人民授予的权力范围擅自用权，就是篡权、越权，属于滥用权力；人民给了你权力却不行使职能，那就是渎职、失职，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刘云龙的讲话由复兴军广播电台、《复兴日报》全文发表。


　　第二天，延安的《新华日报》转发了刘云龙的讲话，并高度评价了衢州行营实施的新政。


　　第四天，重庆的《中央日报》也全文刊登了刘云龙的讲话，还附上了一批法律界民主人士的评论。有些政治嗅觉敏感的人指出，这是国共二党在暗中争夺民心。


　　一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打电话给刘云龙，询问刘云龙，能不能安排江西省政府委员蒋经国到衢州行营任职？此时，蒋经国已从赣县县长升为江西省政府委员，蒋介石不便于出面为蒋经国谋职，只好委托林森主席出面。刘云龙二话没说，告诉林森主席，可以安排蒋经国的职务。


　　4天后，蒋经国乘坐火车到达衢州，被杨万里任命为警备总队杭州警备队司令。蒋经国就职后的第三天，就在《复兴日报》上公布了财产。


　　大坑口村的训练基地内，大队长师永刚在对受训的新四军讲有关巷战的战术。师队长说道：“各位新四军同志，大家都接受过军事训练。以往你们接受的大多是野战或游击战的训练，今天我给大家讲述有关巷战的战术。所谓的巷战就是在街巷之间逐街、逐屋进行的争夺战，发生的地点通常都是在城市或村庄内。其显著特点一是敌我短兵相接、贴身肉搏，残酷性大；二是敌我彼此混杂、犬牙交错，危险性强。也许你们会问，我们干嘛要打巷战？从你们新四军成军以来，你们打的大多数战斗是防御战、运动战，是在野外与日军进行战斗，也打过繁昌保卫战，繁昌保卫战中就打了巷战。今后，我们不仅要反攻，要和鬼子争夺被他们占领的城市，比如武汉、南京、上海、北平，而且还要打到日本本土去，去占领他们的城市，比如佐世保、神户、名古屋、东京。”他说到这里，见战士们都在交头接耳，于是他说道：“你们是不是在议论我们有没有能力打到日本本土去？我们刘司令说过，我们一定要占领日本，占领东京，审判日本战犯，为这次战争中死去的同胞报仇雪恨，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学会巷战战术，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大家还记得南京保卫战、徐州保卫战吗？因为我们的军队不熟悉巷战，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认真学习巷战战术，做好学习笔记，并在以后的训练中好好体会巷战的要义。”


　　师永刚开始讲解巷战的战略特点、战术特征，在讲解到巷战中人员配合时，师永刚说道：“今后我们打到日本本土后，日本老百姓就不太可能会支持我们，他们还可能会拿起武器和我们作战，除非我们能争取到日本老百姓的民心。”


　　说到这里，有位新四军干部站起来说道：“师队长，我们是无产阶级战士，是为全世界无产者战斗的。假如我们能去日本，日本老百姓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很多新四军战士都纷纷附和着。


　　师永刚说道：“请大家记住，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面前，阶级利益会显得十分渺小，用我们刘司令的话来说，到那个时候，意识形态几乎起不了作用。来到中国和我们作战的很多日军士兵，大多出身于日本的农民家庭、工人家庭，在战场上对峙时，难道你喊一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就会放下武器了吗？你敢试试的话，我保证第一个躺下的就是你。”他环视了一周后，继续开始讲解巷战中的人员配合。


　　在听完师永刚的讲课后，新四军官兵就利用营地的建筑开始训练巷战，学习小队编组、互相掩护、拐角观察等战术。


　　一天，一辆卡车开到了石台新四军训练营地。从车上押下了二个人，原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一看，认出这二个人是刘厚总、赵凌波。


　　刘厚总原任新四军第三科副官，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项英、周子昆、黄诚在蜜蜂洞躲避国军的搜捕，而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1941年3月13日凌晨，刘厚总趁项英、周子昆、黄诚熟睡之际，枪杀了项英、周子昆，又朝黄诚开了三枪。他以为黄诚也死了，就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但黄诚并没有死，成了这个洞里唯一的幸存者。刘厚总下山投降后，国民党没有相信是他枪杀了项英、周子昆，后来把他关押在皖南行署的监狱里。他被复兴军从皖南行署的监狱带走后，经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死刑。刘厚总从车上被押下来后，看到黄诚，死灰色的脸再也抬不起头来。


　　新四军北移时，赵凌波担任新四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后，赵凌波与赵希仲一样，写了“自新书”，脱离共产党，后被任命为皖南行署副专员。他利用熟悉共产党游击战术的特长，专门潜入繁昌、铜陵、南陵一带新四军的游击区，侦查共产党游击队的踪迹，策划对共产党游击队的清剿活动，捕杀了不少游击队员，手上粘着游击队员的鲜血。赵凌波被复兴军宪兵从皖南行署带走后，经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处死刑。他从车上被押下来后，看到新四军战士愤怒的目光，二腿发软，几乎站不直了。


　　随着二声枪响，赵凌波、刘厚总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训练营地内的新四军在经过1个多月的训练后，大部分战士在冯达飞的率领下，开赴余姚四明山，与原“第三战区三北游击纵队”合并，正式编入复兴军第9军步18师，步18师对外也称为绍甬保安师。其余指战员被编入新四军第7师皖南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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