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电影

　　放映员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做一名电影放映员。

　　那时候芦滩镇不叫镇，叫芦滩公社。公社里有个电影队，负责人是一个大胡子，好像姓姚，是公社文化站站长的儿子，手脖子上一块银光擦擦的手表，吸人眼球的是他的表带子，我们所见不多的手表都是铁皮链子，他的是黑色牛皮的。白手脖子黑表带，一看就让人很神往。还有一个是他徒弟，是我们村书记的儿子，村人都喊小陆，脸黑，身材也墩墩实实的，很有把力气，但傻乎乎的，有点愣的那种。原先是被书记安在大队部看牛，除了喝酒之外没有别的本事。平时，村子里有人家办大事，来了难缠而又善饮的亲戚或重要客人，一般也是小陆出面摆平。

　　那时电影放完，村部要安排吃饭，一般就在大队书记、妇女主任或其他较为富裕的家庭。大胡子人挺随和，酒量却大得惊人。大队干部中间还找不出一个可以与大胡子斗酒的人来，村书记就要儿子也上桌陪酒。一来二去，小陆就和大胡子成了莫逆之交。大胡子干脆就让他跟着自己当了电影放映员。书记一家简直是喜出望外。要知道，尽管家里努力了很久，小陆还没讨上老婆呢。那时候条件还比较落后，放映机和发电机还有大喇叭、银幕等一些放映器材，都放在一辆架子车上，通常都由小陆拉着，大胡子则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跟在后边，两人就这样意气风发地挨村放电影。因为电影的神奇力量，小陆从一个放牛的也几乎变成了全公社大姑娘的谈婚论嫁的首选对象。

　　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鸟孩子都是电影迷，对大胡子出和小陆的崇拜更是没法形容。每天下午，只要在乡村公路上看见他们的影子，不管距离多远，我们都会一阵风似的飞跑过去，簇拥着他们，问在哪庄放电影，放什么电影。小陆每次都会笑嘻嘻地告诉我们，大胡子出则探着头坏笑着问我们："你们谁姐姐长得漂亮？"我们这些乡村鸟孩子虽然都是吃红芋片儿面长大的，肉体比较粗鄙，但脑瓜儿还是挺机灵的，基本上能听出大胡子出说的不是好话。于是，我们就停下步子，等他们走远了，我们就一起狂呼乱喊："大胡子，打呼噜，你姐是头老母猪！老公猪爬上母猪背，一弓腰弄出一窝小白猪！"这时，大胡子就会恼羞成怒地掉转自行车，骂咧咧地一口气追到我们村头。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那时候在乡村放一场电影，怎么能搞得那么隆重，那紧张而热烈的劲头儿，比嫁闺女娶媳妇还厉害。公社一旦通知今天在哪个大队放电影，这个大队的几个头儿整整一天都会忙得脚板儿打屁股，又是安排赶集买酒割肉，又是吩咐捕鱼宰鸡，还要找个在方圆十里名声响当当的厨子，还得通知那几个在全大队出了名能喝会劝的酒囊饭袋作好准备，晚上好好伺候大胡子和小陆。几个大队干部扯着嗓子咋咋呼呼，走马灯一样团团乱转，好像要招待老天爷一样。

　　一般情况下，大胡子和小陆都是在夕阳西下时到达要放电影的村庄。他们到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选场地。因为放一场电影是件不得了的大事，三村五里甚至十里八里的人都来看，所以场地一定要宽敞，热天多在打麦场，冷天多在村部前的一片开阔地。不管选在哪儿，都要埋两根柱子拉银幕，绑喇叭，扯电线，发动发电机，调试放映机。当然，这些活儿除了调试放映机之外，大都不需要大胡子出亲自出马。小陆摆弄发电机时，大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们这些鸟孩子根本挤不进去，所以，我们都是跟在大胡子的屁股后边，看他神气活现地指挥几个甘心情愿的年轻猴埋柱子。爬柱子拴喇叭这项任务属于我们这些鸟孩子，竞争很激烈，常常由大胡子决定竞争方式，那就是摔跤，我们这些鸟孩子摔跤没有什么规矩，一般就是连踢带打，直把对方打哭为止，大胡子才会把爬柱子拴喇叭的光荣任务交给胜利者。不过这项任务十分艰巨，而且不乏凶险，因为大胡子总是先把话筒线插好后才让你爬柱子，等你把十几斤重的喇叭吃力地提上去，费尽心血地拴好之后，你正抚摸着喇叭高兴呢，大胡子就会握着话筒猛地大喊一声："有没有声音！"这声喊叫真够缺德的。有一次我经过一场血战抢到这个任务，被大胡子一声喊叫震得耳鸣好几天。

　　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大胡子就会去大队干部家吃饭了，他就将放电影的事交给小陆去处理。在放电影时，放映机遇到故障是常有的事。最常见的故障是卡片（胶片在通过镜头时被卡住）和烧片（胶片由于温度太高被烧了一个焦洞）。遇到烧片，放映员需要用一把小剪刀将烧坏的胶片剪掉，然后再用橡皮膏重新粘上。小陆手忙脚乱汗如雨下，怎么也无法排除故障的时候，他就会派人去叫大胡子。等到大胡子满脸酒气地赶来，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他。别看他满脸络腮胡子，长得高大粗笨，那双手却特别的白皙细长。只见他用一把小刷子这里刷刷，那里掸掸，变魔术似地随便摆弄了几下，放映机便很快恢复了正常。拥挤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放大胡子回去继续喝酒。看那时候大胡子和小陆的风光无限的样子，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后来的事。

　　大胡子后来比较惨。那次在刘集小学操场上放电影，放两部片子，一部是《奇袭白虎团》，一部是《三笑》，先放的是《奇袭白虎团》。大胡子凭借自己过硬的技术，把两盘片子接到一起，挂上放映机开始放映之后，他就不见了。没想到，《奇袭白虎团》的胶片老化了，接在一起的两盘片子放到一多半时突然断了，人们大声疾呼，到处找大胡子，最后在小学里一个教音乐的女老师办公室里找到了他。这个相貌堂堂的家伙被抓了个现行，当时社会环境哪里容得了这事，几个热血青年当场暴打他一顿，还专朝他裤裆里踢。后来，大胡子被判了六年。两年前我回老家，还见过他一次，在姚集街上摆个鞋摊，在那儿给人家擦皮鞋，虽然不像当初放电影时那样意气风发，但仍然打扮得油头粉面，叼着一根过滤嘴香烟，龇着一嘴白牙给人说笑。

　　有意思的是，大胡子的鞋摊右边就是小陆的小卖部。

　　说起来，小陆当年还红火一阵子。大胡子被判刑之后，新放映员没来之前，小陆又放电影又管发电机，两头忙。有一次发电机突然起火了，多少人都跑得远远的，小陆一下就扑了上去，连胸脯带脖子被烧得剥皮兔子似的，最后镇里还号召全镇人民向小陆学习。再后来，公社改成了乡政府，乡政府又改成了镇政府，农村经济情况有了改善，电视机普及了，电影不再稀罕，大胡子就失业了。正好他爹的书记也被撤了，于是，父子俩一合计，干脆去姚集街上开了个小卖部。我那年回家，还特意在他那买了一条烟，不过他压根儿就不认得我，坐在柜台里边，大热的天穿一件高领无袖衫。

　　看到少年时代的这两个偶像如今这副样子，再想想当初我们无数次在公路上追赶他们的种种往事，我心里还有点不是滋味。但大胡子和小陆他们的表情却十分安然，我在那儿站了半天，也没发现他们谁看谁一眼，谁给谁说一句话，那情景仿佛他们从来就不认识，仿佛从来就没有一起拉着电影机神气活现地下乡放电影。也许他们把那些往事都当成自己放映过的电影，再也没有兴味去观看一遍罢了。

　　白跑英雄记

　　常常有这样的情景：清晨的时候，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当我们走到大队部门前的大晒场边，在薄薄的晨雾中，我们隐约看见一个名叫铁蛋的人正在刨坑。我们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他在挖坑，难道说今晚村子里要放电影？　

　　通常，我们会立即上前将他团团围住，甚至会去帮助他将那两根巨大的毛竹埋人坑中，将四周的土踩平。铁蛋总是不耐烦地将我们推开。我们问他今晚是不是有电影，是什么片子？铁蛋从来都不屑于回答。他的沉默和傲慢不仅不会让我们生气，相反，更加激起了我们对电影的渴望。

　　每逢有电影的日子，我们根本无心上课。好不容易熬到第二节下课，我们像子弹一样地冲出教室，从村东一直跑到村西。电影的消息终于被确证：那两根毛竹矗立在晒场靠近池塘的一端，上面暂时还没有银幕，那是因为电影放映队还未抵达。打麦场上早已放上了一张小方桌，那是电影放映机所在的位置。围绕着这张小方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色各样的板凳和椅子。一些老人和还未到上学年龄的儿童在那里守护。但是我们的心里仍然不踏实。即将到来的快乐看似不可阻挡，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依旧十分脆弱。　

　　天气当然是一个原因。我们这地方本来雨水不多的，但不知怎的，偏偏遇到放电影的日子就来雨，有时白天阳光明媚，到了下午却突然大雨倾盆，把我们整整一天的期待冲刷得干干净净。除了天气之外，电影是否会如期上映，还有其他让人提心吊胆的拦路虎，它是潜在的威胁，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那就是电影队半道上被别的村子截去了。

　　镇放映队从一个地点前往另一个地点的漫漫旅途中，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自然村落。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实施拦截行为。而从实际发生的行为本身来考察，其实，很多的"断路"事件都是即兴的。他们只消派两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放映队必经之地等候，就能轻易地将他们一举俘获。大胡子和小陆早已见惯了这样的阵势，他们很乐意"变节"。只要有人拦截，他们不作任何反抗，就乖乖地跟人家走了。反正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哪个村庄放都一样，好酒好肉一样不会少，只是害苦了我们这帮望眼欲穿的电影迷们。我们在晒场边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还是不见放映队出现，大队干部也急得团团转。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想被社员们骂他们怂包。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村庄遭到拦截。

　　一般来说，邻村的电影消息，往往是通过那些走村串乡的商贩--比如说卖豆腐的，卖麦芽糖的，卖酒糟的，卖针线或渔网的带来。假如他们带来了电影消息，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他们的货就会销得比平常快一些，特别是当我们得知晚上放映的是一部战争片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小贩大多较为诚信，通过散布假消息来销货的事从未出现过。

　　我们村的根柱，是个复员军人，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整天嘴里没一句实话，屁股里夹不住一粒秕芝麻，动不动就给人讲他在朝鲜和美国鬼子如何拼刺刀，一看电影《上甘岭》，他就指着银幕上行军的志愿军队伍大叫："看，快看！那个扛机枪的就是我！"我们芦滩没有一个人信他，大人们叫他"瞎话篓子"，小孩子叫他"烂腚眼子"。这个人经常在中午饭场里散布谣言，动不动就说哪庄有电影，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你不信。我们这些电影迷经常上他的当，等我们来回跑上十几里路找他质问时，他就会笑眯眯地挠着头，一本正经地说："我上午赶集碰到他庄的大队会计，又买肉又买酒的，说是招待大胡子和小陆的，还对我说今晚放的是打仗的片子，名字就叫《战斗英雄白跑路》！"于是，周围的大人们一阵哄堂大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大人见了我们，就要请我们看《白跑英雄记》。

　　如果没有任何电影消息，我们有时也会得到意外的收获。村中那些年龄大一点的电影迷们站在漆黑的村头高地，放眼向四周一望，看看远处的地平线上是否会出现微暗的红光。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邻村是否有电影，仅具有某种参考价值，"扑空"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我们看到了红光，又碰上节假日，漫漫长夜令人难捱，父母也会同意我们跟随他们冒险去试一试。于是，我们朝着那片微暗的红光猛扑过去。有时，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而熟悉的电影对白却已在寂静的旷野里隐隐约约地传来。毫无疑问，那就是来自天堂的声音。

　　"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炮弹离炮位太远了么！麻痹！太麻痹啦！"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那片红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赶到邻村才沮丧地发现，原来那儿死了人，正在开追悼会，有时则是办喜事，或者发生了火灾。

　　一点没错，那时候我们这帮鸟孩子晚上一跑就是八九里十几里，大多数时候都是白跑一趟。偶尔有一两次真的赶上了电影，也多是看过无数遍的老电影。但现在想来，　每一次跑去看电影时发生的故事却更有意思。

　　前边我说过一个人，就是我们李庄那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根柱，生产队时他是队长，包产到户以后，时代不再需要他的瞎话，选村民小组长大家都没投他的票，虽然弄得他有点神经病，但也没有改掉他说瞎话的业余爱好。

　　有一天，我们这帮人正在村头的河塘边钓鱼，突然看见根柱骑着自行车从村西头的公路上一溜烟地回来了，那时候他已经小六十的人了，能把自行车骑那么快，真让人感到好酷。还没到河塘边呢，根柱就一个飞身下了自行车，被自行车的惯性拖得磕磕绊绊的，差一点儿摔个狗抢屎，人还没站定，就把眼珠子瞪得直放光，伸着脖子朝我们吼："你们几个还在这儿钓鱼呢，今晚曹大庄放《少林寺》啦！"

　　我们都哧哧地笑，大家再傻也不会相信一个神经病的话呀。根柱一看我们没相信，急得都快哭了："你们还不信我的话！我去玉环拿鸡蛋，她们大队部门口都挤满了人！银幕都搭好了！要不是我得把鸡蛋拿来家，我根本就不回来，说啥我也要看完《少林寺》再说！"

　　玉环是他大闺女，年前嫁给姚集街上一个炸油条的，前几天回娘家，肚子多大，快赶上她娘家那头快要生的老母猪了。

　　我们一听这话，哪还有心思钓鱼，就是能钓上来一条活龙也坐不住了，立马回家，揣了几张煎饼、卷上咸菜就出发了。那时候从我们那儿到曹大庄还没铺柏油路，都是沙石路，高低不平，我们都把那条路称为癞蛤蟆路，在上边走比土路还难受。但我们高兴，心想这次终于能看《少林寺》了。

　　兴冲冲地赶到了曹大庄村部，差一点儿没把我们气得背过气去：村部的大门上了锁，门口一个爆米花的老头子，刚摇好一锅儿，正拿着铁管套住锅把，然后猛一脚蹬在铁管上，就听"轰"的一声，几乎把我们的耳朵震掉了。

　　娘的，我们这帮人连鱼都不钓了，跑了二十多里癞蛤蟆路，难道就是为了来听这一声爆破声？气愤填庸的折腾之后，我们一边回去一边骂根柱骗我们。和根柱近房的桂龙灰溜溜地走在最后边，他怕大家放屁滋他。

　　我说过，来看电影时我们吃的是煎饼卷咸菜，咸菜多咸呀，简直能齁死人，加上又疯跑了好远，身上出了不少汗，当时渴得马尿都能喝。所以，当我们走到赵场北地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步子：面前是一片西瓜地。

　　尽管近在咫尺，我们还是犹豫了好大一会儿。因为这片西瓜是周登科种的。周登科三十多岁，还是个单身汉，在生产队干活时杈齿子把左眼珠子戳淌了，前后村都叫他瞎登科。赵场和我们芦滩是前后村，地头搭地头，所以瞎登科这片西瓜就等于是给我们种的，我们动不动就来弄两个西瓜吃。一开始我们只知道西瓜很甜，后来我们才知道瞎登科也很厉害。有一天，我们几个趁中午吃饭时来摘西瓜，被全部逮住了，别看瞎登科一只眼，但他脚大腿长，跑起来比野驴还快，抓小鸡一样把我们几个拎到西瓜地中央。那儿有一口浇西瓜的机井，井台旁边是他晚上睡觉看西瓜的网床。瞎登科叫我们在床帮靠成一排，脱下臭鞋，用鞋底轮番把我们的嘴打得肿多高，最后还摘个大西瓜摔烂，尿上一泡尿，让我们吃。

　　说到底，我们这帮鸟孩子都是记吃不记打的货。我们决定，偷！但怎么偷，这次却有了主张，这主意是桂龙出的。

　　虽然口渴难挨，虽然半块月亮不太光明，但桂龙还是叫大家每人找十粒蒺藜。我们撅着屁股，趴在路边摸了半天，手扎得生疼，才完成桂龙交给的任务。等小江和文化把蒺藜偷偷地把蒺藜装到了瞎登科的鞋子里，桂龙故意咳嗽一声，带着我们大模大样地向西瓜地进军。没想到瞎登科这次睡得很死，我们每人抱一个大西瓜都走到地边了，他还在打呼噜呢。桂龙觉得埋下的"地雷"不能浪费，就命令大家一起叫喊："瞎登科，瞎登科，有人偷西瓜啦！"

　　瞎登科果然一下子坐起来，不过，他没去穿鞋，而是坐在床边大骂："日他奶奶的，有种给我站住！"

　　我们一齐大喊："靠你娘，有种穿上鞋来撵我们呀！"

　　瞎登科气得哼哼了半天，根本没去穿鞋，而是从床底拉出一根大棍，跑了出来，说："妈的，我一枪打死你们这帮兔崽子！"

　　原来这次瞎登科手里拿了一杆土枪，我们都吓了一跳，转身就跑。桂龙在最后边一挥手，好像演电影一样大声疾呼："同志们，你们快撤，我来掩护！"

　　刚说完，　砰的一声，一团火光呼啸而来。桂龙嗷嗷大叫着扑倒在地。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他又演电影呢，也都装模作样奋不顾身地去救他，结果弄了大家一手血。

　　后来这场官司打到县里，弄得动静传了几十里。后来，瞎登科和他那杆兔子枪被芦滩镇派出所提走了。桂龙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医生在他腰上和屁股上剥出来四十多粒铁沙子。我们其他人没受伤，但桂龙的医药费是我们分摊的。那时候人手里还不富裕，一家拿出一百多块钱来，可真够大人心疼的，因此，我们在场的所有熊孩子都被大人痛打一顿。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那时候一听说晚上有电影，我们这些鸟孩子就开始早早地在银幕前的空地上划分地盘，为自己家人占位子，常常为此打得头破血流，有时候还会因此引起大人们的争吵。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得很。不过，当电影开始以后，所有的争执都烟消云散，大人孩子仍然亲密无间地挤在一起，观看银幕上画面斑驳，人影晃动，当片名一出，还会异口同声地抱怨："靠他娘，又是《朝阳沟》!"

　　现在回想一下，那些年看过的电影总共加起来不会超过三十部，而且每一部都看了无数次，尤其是《朝阳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几年，这部片子我们看了一百遍都不止。在我们芦滩，大人小孩没有不会哼几句《朝阳沟》的，尤其是头天晚上刚看过，第二天一见面，迎头就是一顿吼。见面就唱的多数都是浪娘们儿和年轻猴，唱的大都是银环的娘出场那一出。那一出戏还真好，银环的娘一出场的那走相，那眉目，就是一场暴笑。我们村里的几个婆娘，就数文启他娘柴秀荣学得最像，不管在田间地头，还是在村头巷口，只要她一，就要学银环的娘扭上几圈唱上一段。男爷们儿里爱唱的不多，唱得好的是小江他爷，六十多岁的人了，头长得像块砖头一样方方正正，整天刮得明晃晃的，村里大人小孩都叫他"四棱子电灯泡"。只要一看见柴秀荣在那儿扭，这老头儿就把烟袋往腰里一别，模仿栓保教银环锄地，一弓腿拉个架势，高腔大喉咙地喊叫："狗子他娘，来来来，我教你锄地呀!"一边说，一边动作，一边唱："你前腿弓，你后腿蹬，一下，两下，我日，你把被子蹬了个大窟窿！"

　　那时候新片子本来就少，来一个新片子，几个大队抢，因为时间短，有的大队就轮不到。我们芦滩一共有六个自然村，大队部在大队书记花智勇的出生地花山寨，不消说，一轮到我们大队放电影，基本上都是在花山寨。为此，其他几个村庄很有意见，尤其是我们芦滩意见最大，因为我们芦滩是全大队人口最多的，还出产了一个大队治保主任，新片子居然老轮不到我们芦滩，是不是太窝囊了？加上几个妇女一撺掇，逮了个人多的场合，拿话头儿把治保主任给狠狠刺激了一番。治保主任名叫卢风潮，是个二性头，也就是说有点倔驴脾气，二两小酒一喝，有人托屁股他就敢上天。卢风潮有个让人费解的外号，叫茅根草，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个外号到底是什么意思。

　　茅根草被大家说得恨不得把头耷拉到裤裆里，回家换了衣服就气势汹汹地去找大队书记花智勇评理，吵得花智勇家房顶差点儿崩飞天上去。花智勇毕竟是个书记，还是有点水平，一拍桌子说："好，下次来了新片子就在你们芦滩放，多放几部，把眼珠子给你们熬淌油，让你们看过瘾，看死你们！"

　　这桩事儿也发生在刚刚包产到户那会儿。花智勇说这话时才过罢春节不久，可是一直等到收麦了，电影队才来到我们芦滩。

　　这时候电影队早已换了个新人。虽然全镇人民学习小陆的热潮早已过去了，小陆仍然还管着发电机，而大胡子因为强奸女老师被送到二里桥劳改场去了，新的放映员是从县里文化馆分下来的，也姓陆，叫陆心得，白白净净的，不吸烟不喝酒，见人就说"你好"。这个年轻人已经为我们全乡人民放了两年多的电影了，差不多人人都认识他。他那文质彬彬的模样很讨年轻姑娘喜欢，第一次来到我们芦滩，就让小拐他姐害上了相思病。小拐他姐叫小凤，虽然家庭背景有点乱，但挡不住她出落得水灵。小凤比我们大两岁，但和我们一起上中学，而且还在一个班里，但她什么事儿都比我们知道得多，知道得早。

　　我们芦滩的人正拿着镰刀准备下地割麦，一看见电影队来了，又听说要放新片子了，哪里还顾得上熟透的小麦，就是小麦全部烂地里，也得先回家张罗晚上看电影的事儿。

　　那场电影是在我们村西头梨树林里放的，虽然叫做梨树林，但没有几棵梨树，下边地面宽阔，真是放电影的好场子。

　　按照惯例，电影开始之前，大队干部要讲几句话。我们大队的治安主任茅根草平时说话嘴上就没有个把门的，那天在我们庄放电影，他觉得自己争得个天大的脸面，又喝了几盅猫尿，讲起话来更是驴唇不对马嘴。一上来就要全庄家家留个看门的，要做好"防火防盗防安全"的工作。大家一听"防安全"，顿时哄堂大笑。茅根草听出点邪意思，赶紧转过话头讲计划生育，满嘴都是"结扎上环""劁猪骟蛋"。说着说着他的舌头离开轨道，大讲："我们芦滩有个叫卢清化的，五十多岁了，生了六个小孩，还不愿意结扎，还是人民教师呢！"　卢清化是谁？就是我堂大爷，就是坐在我们中间的文兵他爹。文兵哪里肯依，一下子就跳起八丈高，指着茅根草破口大骂："茅根草，我靠你娘！你家八个小孩，你爹七十多岁了咋不去骟猪蛋！"电影场里顿时一阵子大笑。茅根草气得酒醒一半，非要维持秩序的民兵把文兵抓起来。双方哥几个立马对阵叫骂起来，如果不是我们芦滩的人怕耽误看电影，上前劝开了，那一场血战肯定不能避免的。

　　谁都没想到，那场电影后来给我们的乡村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甚至还影响了我们村几个年轻人的命运，所以那部电影的名字大家都记得清清楚楚：《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尤其是西娃他们那帮年轻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恨不得亲临现场，恨不得小豹子就是他们本人。连我们这帮鸟孩子也都看傻眼了，脑袋乱晃，东张西望，专瞅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姑娘。我个人没看到外庄的小姑娘，反而看到小拐他姐小凤泪眼婆娑的。文化最爱干不合时宜事儿，就在小豹子和村妮亲嘴时，突然有个人出人意料地喊了一声："腚眼对腚眼哪！"顿时一阵子哄堂大笑。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气得要命，一言不发地打他几十闷拳，打得眼泪汪汪的，半天不再说话，大家才发现被打的年轻猴叫平均，有点神经病。他爹叫刘风勇，在刘店大队店卖货的，矮矮胖胖，长得好像个菜墩子，人很老实，因为在店卖东西，手里有几个钱，娶个媳妇很漂亮，高高大大白白胖胖，诨号"俄罗斯母马"，闻名于方圆五里。不知谁的原因，两口子一直没生孩子，后来抱养了一个，就是这个说疯话被打的年轻猴平均。

　　听说没疯癫前，平均上学很厉害，拿我们那儿的话说，念书就像喝书似的。后来平均成了我们全公社第一个考上睢宁高中的孩子，当时风传几十里，大人们都把平均当做教育自己孩子的楷模。平均上高中时，我们这帮鸟孩子还小，据我们村和平均一般大的年轻猴说，平均上高中时很神秘，也很高傲，星期天他从睢宁高中回家，路过我们村东头的公路，骑着"飞鸽"牌自行车，穿着白球鞋，胳膊上带一块闪闪发光的"上海"牌手表，风驰电掣，一晃而过。我们村的那些年轻猴爱滋事，经常在公路上拦截骑自行车的陌生人，但没人敢拦截平均，他们总是敬畏地站在路边，看着平均骑着自行车飒然而过，因为大人们都说平均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毕业后就在我们县当县长。

　　不过，后来平均不仅没考上大学，而且连高中也没上完，因为他在学校里和县宣传部长的闺女谈上了恋爱。我们那儿把谈恋爱叫做拍屁股，也就是说，平均和区宣传部长的闺女拍上了屁股。那闺女小名叫金枝，我们芦滩有些人见过，星期天时她坐在平均的自行车后边，朝刘店集飞去。当然，这事儿最后黄汤了，金枝被她爹赶回城里去了，平均被派出所当流氓给抓去蹲了半个月，出来后平均高中也上不成了，回到家就成了个神经病。

　　大家更没想到的是，自从看了这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后，平均就迷上了这部电影。从此后，刘店集只要放电影，平均就要人家放《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要不然他就上吊，弄得他爹刘风勇没办法。那时候一场电影两部片子要收二十块钱，李风勇只好每次单掏十块钱，让人家给他家平均加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不过，后来《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风头还是过去了。因为有了《庐山恋》《花枪缘》等更好看电影，大家都不再留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但是，刘店集的平均还在怀念《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他时常在逢集的日子里攀上高高的水闸，看见来了一群赶集的，他就站起来，摆个姿势，高声大喊：

　　明媚的春天已经来了，美好的爱情还会远吗？

　　赶集的人们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

　　但再下来，平均又来了一句"腚眼对腚眼哪！"

　　引得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有时候，平均的娘"俄罗斯母马"也在下边，手里端一碗水，拿几块饼干什么的，等平均喊完了，她就仰着脸叫："我的个平均儿啦，你下来吧，喝口茶再上去喊吧！"

　　赶集的人群又是一阵大笑。

　　这时，平均又开始了他的第N次大喊，高腔大喉咙，字正腔圆，声震屋瓦，让人听得耳朵里嗡嗡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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