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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我想我不得不离开北京


第二天的讲演在红楼大礼堂。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陆诚站在最后一排,听鲁迅讲“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讲“经济权”比“自由”更紧要。

讲演结束,鲁迅带他去了校长室。

蔡元培正在看文件。头发全白了,但眼神清澈。他看了看陆诚,又看了看鲁迅。

“这是写那篇文章的。”鲁迅说,“刚出狱。”

“我知道。”蔡元培放下文件,“执政府的人昨日来过,要我开除你。我说,他本来也不是学生,是教习。教习的位置,执政府已经革了。”

“你的文章,我看了。”蔡元培说,“胆子大,但学问浅。”

“黄埔第四期,七月招生。”蔡元培说,“我写封推荐信。不是为你,是为那篇文章里的一句话——‘继其遗志’。孙先生的志,总要有人继。”

“教习的位置我给你留着。过几年你要是想回北大,不论我还在不在,北大都认。”

他从抽屉里取出信笺,提笔写了几个字,又停下:“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无论将来拿的是笔还是枪,别变成你自己骂过的人。”

陆诚接过信,蔡元培的字很工整。

他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再回北大。或许一切结束后再当个教书先生也还不错。

陆诚把信揣在口袋里。微鞠了一躬,跟着鲁迅离开了。

陆诚不知道,周芸已经被女师大开除了。

她离开北平时没告诉任何人,只在女师大布告栏贴了张纸条:“诸君努力,后会有期。”

后来有人在浦口火车站见过她,穿一件男式蓝布长衫,头发剪得更短,像个小学生。

陆诚也不知道,鲁迅后来在日记里写:“忆及四月间一青年,言辞激越,然眼底有疑色。疑者,思之始也。”

陆诚知道的是,他得离开北平了。

方家胡同的宅子还在。

陆敬亭登过“逐出家门”的声明。

但生意人的声明,向来是算盘珠子打的:一则给执政府看,保北平的买卖;二则给陆诚看,让他知道闯祸的分量。宅子照样开着,只是陆诚不能从正门进。

出狱第五天,他绕到后门,敲了三下,又两下。小时候偷跑出去玩回来,就这么敲。

“少爷?”老赵的声音传来,他还记着。“老爷说……”

“我知道。我不住下,只取东西。”

老赵犹豫了一下,把门开了一条缝。陆诚闪进去,穿过厨房和堆煤的院子,进了自己西厢房。

房里一切如旧,书架上有《新青年》合订本,床底下是箱子,老赵拿来了一些钱。

他换了身衣裳:青布棉袍,灰呢礼帽,像个普通南下商人。

北大教习证留在了抽屉里。带着的是蔡元培的信,贴身揣着;鲁迅给的书,裹在包袱里。

出门前,老赵塞给他一包烧饼:“少爷,老爷在天津,前几天来了信。他说……他说您要是来,告诉您,天津法租界利顺德饭店,十六号房。”

陆诚接过烧饼,还热,芝麻香。他想起小时候,父亲从南昌回来,总是给他带白糖糕,也是这么热。

“还有,”老赵压低声音,“老爷说,别走前门,东直门有巡警盘查。您从德胜门出,有咱家绸缎庄的货车,送您去通州。”

陆诚到天津时,陆敬亭正在饭店里喝下午茶。

利顺德的餐厅铺白桌布,侍应生穿黑燕尾服。陆诚走进去,觉得自己像个乡下人。

“怎么穿来之前一身穷酸劲儿,穿来还是穷酸劲儿”陆诚心里想着。暗骂了一声走了进去。

陆敬亭坐在靠窗位置,面前一杯咖啡,凉了,没喝几口。

“坐。”陆敬亭没抬头,“先吃饭,后说话。”

侍应生端上来西餐:煎牛排、土豆泥、奶油蘑菇汤。陆诚不会用刀叉,陆敬亭便用自己的刀叉把牛排切成小块,推到他面前。

“北平的宅子,我卖了。”陆敬亭说。

陆诚叉子停在半空。

“不是因为你。”

陆敬亭抿了口凉咖啡

“早该卖了。方家胡同那地方,如今住着各路军警的耳目,做生意不安全。我在天津英租界置了一处,小些,但清净。”

“不管是因不因为我,北京的房子比天津的贵啊,老头,有没有长远眼光啊那可是四合院啊。”陆诚一边心里吐槽一边切着牛排。

陆敬亭放下杯子,从怀里取出一张船票:“三日后,‘盛京号’去上海。你哥哥来电报,说黄埔第四期要招生,让你务必赶到。”

“他伤好了,在东江打了胜仗,升了团副。”陆敬亭语气平淡,像谈一笔普通生意。

“我陆敬亭两个儿子,一个经商,一个从军,本是各走各路。但你既然把路走窄了,就只能往宽处走。广州是宽处,黄埔是宽处。你明白吗?”

陆诚点头。他明白。父亲说的是政治上的宽处——北方是段其瑞、张作林,南方是国民政府。他的文章在北方是罪状,在南方或许是敲门砖。

“蔡元培的信,还在?”

“在。”

“给我看看。”

陆诚掏出信笺。陆敬亭展开,对着灯光看了许久,又合上:“字是好字,话是好话。但你要记住,推荐信只能让你进门,不能让你成事。常凯申那个人——”

他顿了顿,“我见过一次,民国十年在上海。话不多,眼睛亮,像把算盘,永远在算。你跟他打交道,要比跟段其瑞更小心。”

他把信还给陆诚,又取出一张汇票

“这是五百块,汇丰银行的,广州可以取。另外——”他从桌下提起一只皮箱,“两套换洗衣裳,一双皮鞋,还有你母亲给你求的平安符。她不知道你坐牢的事,只知道你要去南方读书。”

陆诚接过皮箱,不重。

“父亲,您……”

“我在天津还有些账目要清。”陆敬亭站起身,“月底去上海,然后回南昌。你母亲想回老家住些日子,瓷都的窑火养人。”

他走到餐厅门口,又停下,没回头

“你那篇文章,我看了。‘每一个拉车的、种地的、织布的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这话,像我儿子说的。”

“我十五岁在南昌码头扛包,你祖父在乡下佃田。我们陆家的人,知道什么是人。但知道还不够,要让人也知道。你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走下去,别回头。”

门在他身后关上,很轻。

“盛京号”是一艘老旧的英国轮船,三千吨,跑天津—上海—香港航线。陆诚买的是二等舱,四人间,同屋的是两个去香港投亲的商人,和一个去上海考医学院的学生。

船上的日子很慢。陆诚每天早起,在甲板上走圈,背书——鲁迅的《热风》,还有蔡元培信里夹带的一张纸条,上面是黄埔军校的《入学须知》,印着“亲爱精诚”四个字。

他的文章传开了一些,但没那么快。邵飘萍的《京报》在北平有销路,出了华北,影响力就弱了。

船上的商人没听说过“陆诚”这个名字,他们谈的是上海的罢工,是英国人又开了枪。

“小兄弟,去广州做买卖?”一个商人问。

“去读书。”陆诚说。

“读书好,读书安稳。”商人点点头,“这年头,当兵的吃粮,做官的吃饷,只有读书人是吃自己的。稳妥。”

陆诚没解释。他想起周芸的话:“你以为喊口号就够了?”

现在他要拿枪了。他看着眼前的商人。华夏的和平还远着。

投了黄埔他要握二十多年的枪,打的是军阀打的是日本人。保的是这样的华夏普普通通的市井百姓。

船到上海时,下了雨。

陆诚站在码头的屋檐下,看着眼前的景象。霓虹灯在雨幕里晕开,黄包车夫弓着背奔跑,穿旗袍的女人撑着油纸伞,高跟鞋敲在水洼里。

"这就是1925年的上海。"

他在心里默念,不是问句,是确认。后世的记忆像一层毛玻璃,罩在实景之上。

他记得陆家嘴将来会有摩天楼,会有东方明珠,会有金融中心和环球影城。但现在那里只有芦苇荡和几艘破船。

他沿着外滩走,经过汇丰银行大楼,门廊里的铜狮子还新,没被人摸出包浆。他想起后世,这楼将来会是上海市政府,又会是浦发银行。

历史像一条河,他现在站在上游,知道下游的每一个拐弯,却不能跳下去改变水流。

雨越下越大。他躲进一家茶馆,要了一壶龙井。邻桌有人在谈股票,谈纱布交易所,谈虞洽卿和杜月笙。

陆诚听着,忽然笑了——他知道这些名字的结局,知道北伐军会打来,知道淞沪会战。但他现在只能坐着,喝茶,等雨停,等一艘去广州的小火轮。

“知道太多,也是一种困顿。”他想。

然后放下茶杯,走进雨里。

他在上海等了两天,换乘一艘内河小火轮去广州。船更小,更破,但空气里已经有了南方的潮湿和温热。

陆诚站在甲板上,想起北平的雪,想起碧云寺的钟声,想起周芸的红围巾。一切都像上辈子的事,但上辈子又没那么远——他不过是半个月前还在牢里,现在就已经在去投军校的路上了。

他只知道:船往南走,风往北吹。北平的雪落在身后,广州的太阳就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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