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中学生 14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大办“人民公社”,粮食产量浮夸盛行,农村大兴吃共.产主义大锅饭。到1958年9月初,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
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一平二调,伤害了农业生产的元气。加之,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沒有收回来,很多烂在地里,或因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再加上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提出不切实际的粮食生产“放卫星”,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留给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却在大办公共食堂,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至1959年春,许多地方已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这是造成三年灾害的一大根源。
山东是全国出了名的重灾省份之一,曾被中央点了名。而全省灾害重中之重的地区是鲁西北的三个地区,有的地区可以说是已经山穷水尽疑无路。这些地方满目荒凉,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没有粮食,草根、草种、树根、树皮、玉米杆、玉米棒壳等,都成为百姓的充饥的食物,有时干结就用手往外抠粪便,遭了多大的罪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闲谈时,一是谈论谁家又死人了,二是谈论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死,极度悲观。那时,老人浮肿,大人无力,孩子黃瘦,非正常死亡随时发生。
本书作者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耳闻目睹了大量饥荒引起的惨状。曾亲眼见到小学老师在学校门口的集市上,卖自己的几床被褥,这位老师身体有病,饥饿已让他舍弃了老师的尊严,他呆若木鸡,目无旁人,卖掉御寒的被褥,是为换取几顿填饱肚子的饭菜。目睹此景此情,本书作者含泪避去。在中学上学,学校为了增加师生一些副食品,老师学生有时间就去摘一种荆科种子,或去捡拾玉米杆,将硬皮去掉,粉碎成粉状,掺一些米面做主食,当时饥饿吃得下去,现在想想连猪狗食都不如。那个年代不允许个人做买卖,否则扣上偷机倒把之罪施以刑法。人们靠死工资过活,平均毎月人均几块钱,到月底最困难时,连一分钱买两担水的钱都沒有。有的家境好的,存下点旧衣服、旧用品之类,就派上了大用场,用它们换些粮食吃,应了救命之急。
宋文荣对即墨乃至家乡起戈庄的灾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解放战争时期,即墨县、即东县属民.主政权专区。建国初期属胶州专区。1956年3月,即东县并入即墨县,属莱阳专区;月,改属青岛市;1961年3月改属烟台专区。
三年灾害时期,即墨在青岛、在烟台也都属于重灾区。浮夸的口号满天飞,冒进的步子不断变,一平二调,吃大锅饭,虚报浮夸粮食产量,竞放农产品产量“卫星”,伤了农业的元气。越折.腾越艰难,越艰难越折.腾,形成恶性循环。
而起戈庄的不幸,宋文荣更是再熟不过得了。本来就是十年九涝的贫困村,三年灾害又遭重创。全村300多户人家,那些年死了100多人,有一家死了4口,饿死了。生产队遇着这样的事,对死者家里补助5斤地瓜干。当时还沒有实行火化,打坟原来都用砖垒,或石头砌,那时人饿得没有劲了,挖也挖不动,好歹挖好坟坑,也不用砖垒或石头砌了,用床破被卷着死者放到坟坑里。极为贫穷的,家里没有被子盖,只好把尸体抖搂到窝里,再把破被拿回家,然后填上土埋了。孩子孝顺的人家,坟上面支上几根棍子,再铺上点胡秸,不直接把土压在死者身上。遇到冬天,地冻得梆梆硬,弄些草点着化冻,只挖个窝就实埋了。
宋文荣在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笫一年――1959年。已是20多岁大小伙子的宋文荣,正是饭量大、长身体的年纪,要是不缺好饭好菜,那肯定是身体魁武,气壮如牛。可是时下的宋文荣却显得瘦弱,与他的实际年龄有不小的差别。在那饥饿恐慌的年代,宋文荣似乎就没有吃饱过肚子,一天的定量一顿吃了也不够,副食品也少的可怜,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更增加了饥饿感,身体瘦弱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饥肠咕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坐在教室里听课,常常饥饿得心神不定,头昏眼花。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有气无力,学生们听课没精打采。宋文荣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持久的饥饿,似乎精神就要崩溃了,身体快要支撑不住了,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1961年下半年,学校开课时断时续,到秋耕、秋种、秋收“三秋”时节,根据上面的安排,组织学生到农村支援“三秋”。
时任团支部书.记的宋文荣所在的高八级二班十五六个同学,一起下到温泉公社西夼村,他是穿着汗衫去的,回来时穿上了棉袄,来去46天。学生们白天帮助生产队干农活,先是刨地瓜,收玉米,接着又帮助翻地,平地,上肥,浇水,最后播种秋季作物。
学生们拿粮票花钱买粮食,多数是吃地瓜,一斤粮票顶5斤生地瓜。大家轮流做饭吃,由于吃的菜没有油水,吃地瓜、窝窝头就咸菜,拼命喝水充饥,有的学生的腿浮肿了,一摁一个窝。虽然中学生的定量是一月31斤,平均一天一斤,但都是年轻小伙子,又在饥荒年,干的都是农业体力活,就是一顿吃1斤粮食也不觉得饱。
下乡帮助农村秋收结束了,但饥荒却看不见尽头,还在向纵深漫延,快要进入冬季了,学校暂时决定停课,来年4月复课。城市的孩子先回家,学校将不定期地组织他们下乡支农。农村的学生回农村,去帮助家里人干点农活,共度灾年。
当时,政策发生了变化,令宋文荣的处境雪上加霜。原来考上高中就把户口从农村迁到学校住校,吃国家商品粮,一天1斤粮食,一月按大月算供应31斤。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严重的时候,政策变了,又把农村来的学生的户口统统转回农村,国家不再供应商品粮,农村分给你地,靠种粮解决上学的吃饭问题,宋文荣已无心恋学了。
他对这种关键时候置农民于不顾的做法有气,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心里藏着一句狠话:“我若有权,就改变政策,让有本事的农村人进城,让没本事的城市人到乡下种地,换过个试试”。
宋文荣自信在胸,他说我虽然是个农民,我会种地,什么都会干,是有能耐的农村人,但我不能一辈子种地,我要进城去闯荡,与城市人有一拼,我早晚有一天会成功。
宋文荣怀着复杂的心情,背着行李踏上了回乡的路。不是灾年的时候,这点路走得很轻松,但是如今天天挨饿,回家的路却走得这么艰辛,漫长。
一回想起从小上学就那么艰难,宋文荣便陷入了深深的伤感之中。
宋文荣1939年8月19日生,阴历是七月初五,属兔。周岁多,他才上起戈庄小学一年级,这在农村是比较晚的,原因是家境不好上不起学。
当时农村的孩子一般九岁左右上小学,就在宋文荣准备上学的时候,1949年即墨下了一场暴雨,发了一场洪水,把庄稼全淹死了,农民没有了饭吃,一直挨饿到1951年。宋文荣家弟兄多,吃糠咽菜成了家常便饭。两年的灾荒年,是靠宋文荣天天挖野菜充饥度过的,宋文荣从小就为家里人度荒年出过大力。他又沒有上成学。
他还请楚地记得11岁多上小学时,语文笫一堂课先认识了“羊”字,第二堂课学的是“大羊”两个字,第三堂课学的是“小羊”两个字,第四堂课学的是“大羊大,小羊小”六个字,第五堂课学的是“大羊小羊山上跑”七个字。宋文荣学习很认真,笫一次尝受到上学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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