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房湾、杨圩、青山头

　　房湾子

　　一直没有弄明白，房湾子分明是一溜很直的大堰，却为什么要叫做房湾子呢？

　　从我家出去，朝南走三五十米，就是故黄河，过了河，就上了房湾。房湾是一条能走下一辆汽车的大堰，直直地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除了大堰，位于房湾的一块名叫“针插儿”的苜蓿地，长满了苜蓿。

　　听姐姐说，那个年月，没有开花的苜蓿不仅可以使牲口们力气充足，也可以养活人命，好多人家把苜蓿煮熟了，兑上少许面粉，烙成菜饼子充饥。因此，队里对苜蓿地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不亚于对果园、麦田的管理。基于这一点，孩子们的理解是，背着护田员捉蚂蚱尚可，但在苜蓿地里胡折腾，或者去偷拔苜蓿，却是万万不行的。雷雨过后，苜蓿地里会奇迹般地冒出朵朵白白的蘑菇，还有一种叫做“小蒜”的野菜。这些东西是纯天然的山珍，采回去后，用葫麻油炒出来，比肉还好吃。这些美味虽然可以理解成非公有的，但由于护田员盯得紧，只能叫它们在阳光下坏掉。

　　不过等我出生的时候，苜蓿地虽然还在，苜蓿少了很多，也没人吃苜蓿了。盛夏时候，苜蓿地里的蚂蚱（蛐蛐）们的叫声此起彼伏。中午放学，我和要好的伙伴不急着回家，直奔苜蓿地，打埋伏似的，悄悄地潜伏在起来，等着蚂蚱叫起来。捉来的蚂蚱，放在用麦杆编成的笼子里面，挂在屋檐下，用青菜叶子或者南瓜花儿养着。中午和晚上，正当人们入睡时，它们就会“蝈蝈蝈”地叫起来。特别是有月亮的晚上，月光和轻风一道飞扬着，弥漫着，拂得院子周围的树叶发出“刷刷”地声响。这时候，它们叫声使这个夜晚显得更加宁静安详。　　房湾住着一个姑，我称呼老房姑。老房姑一个女儿，在县城上班，一个儿子，在家务农。老房姑的儿子个子比我高，长得精神。但是有个乳名，叫傻子。我就喊他傻子哥。其实傻子哥不傻，只是当地风俗，说贱命好养活。就像我的祖先们给这个村子命名时，或许也渗入了他们对人生的一种态度，大概是因堰太直，才把它叫作“房湾”罢。乡亲们是最朴素的哲学家。因此，村庄的孩子有叫鸭的，叫鸡的，叫狗的，叫狗剩的，叫鹅的，也有叫马蛋的，也有叫毛驴的，因此叫傻子也就平常了。傻子哥兄弟一人，老房姑和姑父看得重，从小宝贝似地。不过，傻子哥并不纨绔，傻子哥勤快，孝顺，养老养小的，尽心。嫂子是姚集的，林姓的闺女。那时，我过年后常常去房湾走亲戚，看姑父忙着喂牛，忙着烧火，忙着挎着粪笈子村里溜弯拾粪。现在，老房姑和姑父已经不在了，想到房湾，觉得他们还应该住在那间草房里，还有那头牛，还有驼背的老房姑和高挑细长的姑父。他们那个院子里，还该有那棵槐树，一到夏初，开满白色的槐花。真有些想念他们。

　　青山头

　　顺着叫芦滩北大堰向上，路呈“丫”字形分向两边，左边的一条分支，爬过一道土坡，伸向另一个村庄。我家的一些麦地，就在这个村子里，这种现象叫作“插花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是亲戚。沿右边的一条向上，就到了青山头。说是山头，其实已经几近无山，倒更像是一个臂弯，一个巨人蜷曲的胳膊，将好多风声拦截在山外，走进青山头儿，几乎感觉不到有风掠过。青山头里是成块的粮田，山顶上则全是苜蓿地。苜蓿开花时节，紫蓝色的花儿雾一样笼罩着山顶，逶迤、起伏、弥漫，人的眼睛里都是蓝色的，村子里也充盈着苜蓿的花香。上空“嘤嘤”飞来飞去的蜜蜂和人一道忙碌着，等待秋天的成熟。

　　青山头里有几块地因为与坟和塔有关，就被叫作　“塔坟”。但地里现在没有塔，塔在过去全被毁坏了。据额头上布满了皱纹的老人说，过去地里有很多样式各异的塔，塔下是坟。还说，很久的时候，有个地主半夜里梦见一位白胡子老头来借牛，声称要运几座石塔放到青山头的几块平地里。地主醒来后，跑到牛棚里一看，牛混身果然湿漉漉地，像是刚出过力的样子。天亮后，他又到地里一看，真的有数十座石塔摆放着。我相信这不是真的，但是，我的确见过这里的两座塔，一座是六角形的，三米多高，七层，石质不错，被搬运到生产队里的麦场里，人们在上面磨着镰、铁锨一类的农具（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一座是圆球形的，七层，因石质绵软，派不上用场，被搬运在了路边。民兵们搞实弹练习的时候，这个拆得四分五裂的石塔，就成了他们的靶子。民兵训练的时候，周围都站了岗，封锁得很严实，不准让其他人进去。大人们对这种场面已经司空见惯，孩子们焦急地不得了，走过来走过去地，盼望着他们快点结束战斗。看站岗的人把执在手中的绿旗子一摇，就拼命往里面冲，去得早或者跑得快，能在那里拣到“铜炮儿”（弹壳）。这一段时光里，青山头里硝烟的味道十分浓烈，让人觉得刚发生过战争似的。

　　青山头儿是个荒凉的地方。虽然这里种着队里的许多庄稼，但队长从不安排三两个人去这里劳动，一般都是成群的。孩子对青山头的惧怕，全部来自大人的言传。据说，艳阳高照的中午，远远地，能听见青山头儿里的风“呜呜”地低啸着，如婴儿哭啼，如大人抽洇，有时，还能听得见马蹄的声音。我对这个言传倒是深信不疑。有一次，我在青山头里的自留地里逗留得时间长了些，回家时恰值中午，果然听见了这种声音。起初好像有几个人在走动，紧接着有很多人排着队，踢踢踏踏而来，从山下走到山上，从山下走到山下。过了一会儿，又是群马拉着木制的笨重的车子逶迤而来，隆隆地声响叫人惧怕不已。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比较多，一说那是地下的流水或者岩浆活动时发出的声音，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午十分静寂，加上青山头的特殊地理条件，将远方的声音吸纳了进来。后来还有人说，过去，这里是几支土匪争夺的地方。死了不少人，那声音就是冤魂的哀啼。

　　但这说法也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这里恰恰是先民为躲开占城那边土匪的盘剥而避难的地方。那些塔不过是早期先民墓葬的标记而已。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有时想，一族选择青山头儿作坟地，抑或，他们真的走累了，只渴望在长眠地下时，能够避开所有的“风”，拥有另一个安静的世界。可是，纷扰的世俗，能让逝者逃避了践踏和破坏吗！没有绝对能够避风的港湾。

　　杨圩子

　　杨圩子，是邳睢路边的一个村子。

　　最早看到这个名字，是在《卢氏族谱》上，只是去这个村子，是因为扒河。我们这里说扒河，其实就是挖河道。时间是1991年寒假，我15岁，刚上高一，那时土地早就承包到户，但遇到大的水利工程，还是需要乡村出人集体去疏浚。一户一人，没有劳动力的，就要出钱。我哥跟建筑队去东北还没回来，家里也没有钱交。二叔和队长商量让我去跟着凑个数，钱就不用交了。队长也知道我家的难处，想收钱还不知猴年马月的，就同意了。就这样，我成了芦滩最年轻的河工了。

　　我们就住在杨圩子。那时杨圩子的杨树已经落叶了，高大简洁的枝干下错落着农家庭院，我们在杨圩子的杨家一个院落里搭建草棚子，草棚里铺麦草，我们就成了杨圩子的临时居住者。

　　我干不来挖泥运泥的工作，就跟着二叔在厨屋烧火做饭。杨圩子也是一个小集，晌午前还是有一些菜蔬可买。有时二叔脱不开身，就让我去到圩子上买菜，我开始有时间注意这个村子了。

　　这个村子有弟兄俩，双胞胎。长得分不清。其中一个正好是我在古邳读高一的同学，叫范后连，另一个不知道叫什么。我不知道，见了觉得是范后连，说吃了吗。那时我们招呼人就这样一句，那时不会说嗨或者哈罗。可是对方却惊愕，不予理睬。我想，这个范后连真不是东西，到他家跟前竟然变洋蛋了，连同学都不理睬了。可是没有一会，又遇见范后连，范后连却亲热地像弟兄，呵哈，芦柴棒——那时我又黑又瘦，正好学了夏衍的《包身工》——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摸不着头脑。我说刚才我招呼你你怎么不理啊。范后连说怎么会呢，他冯巩一样滴说我都想死你了哈。后来听另一个杨圩子的同学杨思华说，才明白，他们弟兄俩让许多同学都尴尬过。真是，我没有见过如此长相一样的弟兄俩。

　　杨圩子也有水田，但很少，主要是沙地，因此，那时杨圩子吃粮成问题。村民们就种红薯，主粮基本上靠红薯。我们开玩笑说杨圩子的人长红薯脸。其实，谁都差不多。但是，在这个村子，竟然有一个农民，画山水中堂。我在杨圩子的日子里，下雨雪了，不能去工地，就去他家。我们成了朋友。我去看他画画。他那时没有宣纸，样制图白纸，先铅笔勾勒，然后泼墨，然后上彩，他画的山，水，花，树，都是水墨淡彩，有雅正之气。他不会写毛笔字，画中堂要配对联，因此叫我给他写对联。我就编写对联外加提笔书写。我那时毛笔书法说不上，只能说赶鸭子上架吧。这个杨圩子的画家现在应该70开外了，不知道丹青如故否。

　　还记得有一次买菜，我顺便去书店给自己买了一本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买了本诗人海子的诗集。我那时还保留着对文学的爱好。回来后，常常在那草棚子里读那两本书。当然，要在不上工的时候。不上工的时候，很认真地读书，对于那些社员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说这孩子痰吊迷，那是一个芦滩的方言词，大意是说鬼迷心窍不正常了，干活那么累，哪里有闲心读什么鸟书，再说了，读书有什么用啊。是的，那时读书真得没有什么鸟用。可是，那是我的习惯，就如杀猪的老庆喜欢生吃猪油一样，是改不了的。我不是说我怎么高雅，在那样的草棚里读书，没有什么红袖添香，谈不上什么高雅。只是，那是习惯。那是十几年读书生涯养成的一个对于艰难生活里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的习惯而已。后来我想，我后来终于弃理从文，考上大学文学系，还是与这样的习惯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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