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捆麦穗挨批斗

　　夏天到了，风儿带着微微的暖意吹着，不时送来布谷鸟的叫声。

　　清晨，杨福一家坐在窑里吃早饭。饭桌上，路喜鹊见公公和小叔子杨尚农一筷子都没动炒好的一小碟鸡蛋，便分别给公公和尚农的碗里捡了几块：“你们就吃吧，家里的母鸡每天还能下两个蛋，你们每天那么重的活，没营养，累坏了咋办？”

　　杨福和尚农把鸡蛋又捡到了喜鹊碗里。杨福说：“你要吃好，两个娃娃要吃奶，没营养不行！”尚农也劝：“就是，你还做过手术，把身子要补好。”

　　喜鹊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来，递给杨福：“爹，你们该吃就吃吧。昨天尚武寄来了一百块钱，这五十爹你拿着，另外五十我想给隔壁高家送去，他们的日子可真是过不下去了。”

　　杨福高兴地说：“孩子，你做的对，滴水之恩该泉水相报。这五十我不要，你拿着，再买些营养品，补补身子。”

　　喜鹊硬是把钱塞到了爹手里：“我不用，家里好吃的你和尚农都留给了我。尚农还要娶亲，咱屋你当家，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杨福只好揣起了钱，问：“尚武打信了没？”

　　喜鹊从口袋里掏出了信：“噢，打了，问爹的身体如何，说做做木匠活就行了，少干点农活。问尚农说上婆姨没有。还说他前一阵子调到了边防团当连长，刚到连队，情况生，任务重，今年就不能回家帮着夏收了，明年再说。”

　　杨福乐呵呵地笑着叮咛：“你回信说我身体扎实着呢，才五十冒头，还能干个十来年。尚农也给说了一桩不错的亲事，两边都很满意，今年秋收完了，瞅个日子把事给办了。倒是他那儿，马虎不得，那公家的事比家里的事大的多了去，边防没小事。当连长了，他就是那兵娃子们的爹，那指导员就是妈，啥事都要操到心，干到位，宁肯底下干得手红，不要会上羞得脸红。这小家有我们俩个大男人在，我们也不比他差，让他放心，一门心思把部队的事盘弄好。”

　　说话间，村头的大喇叭响了：“通知，通知，社员同志们，今早八点钟全体社员到生产队参加批斗会，要求全体社员必须按时参加，不到会者，扣除半月工分。”

　　杨福听了叹口气：“唉，把他家的，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这又不知要日弄谁呢？但愿不要把隔壁高家再拉出来，上次为了两瓶奶，批斗会上对有信还动了手，这日子让人家咋过呀？”

　　喜鹊也一脸同情：“唉，同样一天劳动，那家人工分记得比别人少一半不说，派的活还都是累活，已经黄连烧苦胆，苦不堪言了，尤其是郝翠翠，死的心都有了，要不是我多次劝，说改改给我留着，将来给我当儿媳，改改早送人了。”

　　尚农放下了碗：“爹，今天会上如果要斗高家咋办？”

　　杨福把筷子重重地往碗上一揢：“斗也得有个由头，看他们是啥由头，到时候再说吧，兴许不会折腾他们的。”三人就随便扒拉了几口饭，碗也没来得及洗，到了生产队队部。

　　生产队队部就是旧社会的高家大院，坐北朝南的一座宽畅的大院里，正北排着五、六孔窑洞，显见着高家在那个时代的富裕。院里，正中一颗老槐树，枝干粗壮，但不知是养分不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树条枝叶却稀不浪当。日头虽然还未直照，但院子里的黄土已散发着使人烦闷的燥热。围着大树的地上，坐满了一群灰头土脸，面色菜黄，穿着破旧的庄稼人。他们有的佝偻着身子，“叭叽，叭叽”地吸着旱烟，抽得院子上空烟雾缭绕；有的不顾体面，乘空闲脱了衣服逮虱子；还有疲乏过度的，打叉着双腿睡在地面上；一些胆大的男女，眉来眼去不说，紧着偷捏两把，说着骚情话。大院里吵吵闹闹，像一锅煮沸了的水。庄户人家嘛，到哪里都差不多。

　　正窑门前高高台阶上的大队书记侯四，穿着一身体面的蓝布中山装，戴顶洗得有些发黄的、帽檐趿拉着的绿军帽，指东喝西地让民兵们布置着会场。他的一旁，是民兵小队队长高有义，他头发纷乱，穿着染料染得很不均匀，两个袖口却油黑发亮的老土粗布黑褂子，显得比台下庄稼人的穿着更为破旧、肮脏，没有扣子的衣襟对裹着，却滑稽地用一条绿色的军用帆布武装带系着，脚上趿拉着一双旧黄胶鞋，仔细看，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一只凑合着系着一根白线绳，另只鞋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黑色补丁，就这样，鞋帮上还是露着两个洞。穿着的裤子更滑稽，又短又窄，吊在半腿把上，把个档前档后包得鼓鼓囊囊，显然是人长布缩，好多年前的裤子了。他时而对侯四点头哈腰，时而转身对着台下驴蒙虎皮，指指戳戳。待民兵们将桌子摆好，铺上从窑门口摘下来的花格门帘后，侯四摘了帽子扔到桌上，高有义宣布批斗会开始。台下的人不理这茬，仍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台下仍一片嘈杂。

　　这还不说，主席台头顶的树枝上飞来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凑热闹，而且夸张地张开了肠子的另一端，将废弃的消化物毫不客气地排泄到树枝下侯四的头上。侯四感觉不爽，捋了一把头发，抬头瞧，气得歪抽鼻子斜裂嘴，真晦气！胀气的侯四立刻站起来挥手就赶鸟——没想到坐在一条凳子上另一头的高有义，由于板凳失去平衡，一个屁蹲仰倒在地上，把桌上的一杯茶水打翻，也倒在了自个的脸上，烫得他乱叫。全场人像炸开了锅一样，哄堂大笑。麻雀也毫不理睬树下气势汹汹的侯四，还在叽叽喳喳地，似乎在嘲笑树下的这个人。

　　侯四瞪了一眼躺在地上捂着脸哼哼的高有义，拿起了话筒，严厉地勒令：“地主、富农分子都站起来！”大家这才“刷”地平静下来，噢，我们不是来玩闹的，是来开批斗会的。被点名的地主、富农在大家东找西望的目光下，都乖乖地站了起来，并习惯性地低下头，躬着腰。侯四更来精神了，颐指气使，又厉声喝道：“把地主分子高满仓押上来。”整个院子里立即鸦雀无声。

　　两个背枪的民兵押着高满仓，从西厢的一间库房里出来。他的头被压得很底，腰弯成了虾米。人群中的高有信和郝翠翠见状，疯了似地跑到跟前，哭闹着和民兵推搡起来。侯四大喝：“你们俩个要干什么？造反吗？再闹，连你俩一起抓起来。”

　　高满仓连咳带喘地说：“你们别管我，快回去。”高有信和郝翠翠才放了手。

　　两个民兵扭着高满仓，用力往高台上推。转眼间，就被搡到了高台中间站着。人还未站稳，又被从地上爬起来的高有义踢了一脚，应声跪倒在地。

　　这高有义外号“高二赖子”，是高满仓的一个近房堂侄，本也是殷实人家，到了他爷爷那辈，抽大烟给抽败了，靠高满仓的接济，勉强渡日。土改时，他家划成了贫农，日子本应过得去，可这家人，靠人靠惯了，懒惰成性，泼赖无比。单说这“高二赖子”，从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无赖天分。有一年，他才十五岁，家里揭不开锅了，他妈打发他出去要饭，他跑到高满仓家，高满仓问甚事？他说，你那嫂子还有吹拉弹奏的天份，把那吃饭的铁锅，吊在房梁上，每天‘乒乒乓乓’要敲练一阵子，我嫌烦，没办法来找你，你说咋办？高满仓是个心善脸软的人，明白了侄儿的意思，就给装了两麻袋粮食，让他拉走了。过了一段时间，粮食吃完了，他又来了，高满仓问又甚事？他说，你那嫂子不干人事。又问，咋不干人事？他骂，你那嫂子不是人，好端端的灶火她硬用泥巴给糊住了，再问，封灶火干甚？他说，你那嫂子嫌它费粮食的很，就给糊住了。碰到这般无赖的主儿，高满仓没辙了，只好又给装了两麻袋粮食，让他拉走了。解放后，高有义是本性难移，干活溜奸耍滑，白天欺软凌小，晚上偷鸡摸狗，快四十了，还没娶上婆姨，是个人见人嫌的无赖。可这人脑子活泛，看搞运动能不劳动，就溜须拍马混了个民兵小头头，整天跟着侯四书记，骗吃混喝。

　　“高二赖子”一脚踢倒了自己的叔父，振臂高呼：“打倒地主分子高满仓！”“高满仓不是个好东西！”台下就稀稀落落加条件反射地揸起几个拳头，拿腔跑调地跟着台上的人喊了两句。

　　侯四让“高二赖子”把报纸叠糊成的高帽给地主、富农分子一一戴上。正要给高满仓戴时，台下的高有信跳到主席台上，说：“我爹年纪大了，有病，我来替他戴吧。”

　　侯四断然拒绝：“你不清楚？这个会就是专门批斗你爹的，不能替。”“高二赖子”恶狠狠地瞪了高有信一眼，把高帽子给高满仓扣上。

　　高有信气愤地问：“我昨晚找了一晚上我爹，原来他被你们关起来了。为甚关我爹？”

　　侯四乜斜着眼：“你问你爹昨天干了甚好事？”

　　高满仓气喘嘘嘘地对儿子说：“爹，爹一人做的事爹一人承担，没，没你甚事，你，你快下去。”高有信不干，非要让爹下去，他替爹站着挨斗。

　　侯四冷笑着说：“高有信，你喜欢站你就站着吧，赔着老地主挨斗。”

　　“高二赖子”又把一顶高帽子取过来，要扣在高有信的头上，郝翠翠冲上来阻拦：“凭什么要斗我爹和我男人？你们要给我说个盐咸醋酸。”

　　“高二赖子”硬要给高有信扣高帽，郝翠翠骂：“你个杂怂，连条狗都不如。”便和“高二赖子”纠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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